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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(四之全)
 汴京。保慈宮。

 ⾼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⾼的未批阅的奏折,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,停下笔,将⾝子靠在椅背上,伸出手来眼睛。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,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,奏状只要看久了,就头晕眼花,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。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,对这眼病,亦只能束手无措——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,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,聚讼纷纷。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,几乎是南辕北辙。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,⾼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,悄悄叫人找了几个⾼僧想办法,⾼僧们献了个法子,要她一⽇念数十遍的什么“光明咒”念够七七四十九⽇,便可奏效,⾼太后依法施行,如此也有许多时⽇了,但到目前为止,亦是毫无效果。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,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,多数只说要患者“少用眼”不可过度劳累,须多多歇息——但这个法子,即便是行得通,对⾼太后也不适用。这么大的‮家国‬,有多少事情,需要她来裁决。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给两府处理,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,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,只怕时⽇一久,便容易被两府架空,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,可就难了。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,⾼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,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,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。

 更何况,如今朝局还如此“热闹”

 二月七⽇“盐债敕”封驳案震惊朝野。政事堂一⽇三下敕令,门下后省一⽇三驳,政事堂旋即态度強硬,以事关重要,不容拖延为由,次⽇便将“盐债敕”付廷议。

 但是,对于“盐债敕”的反对的规模,也是超出了⾼太后的预料的。仅仅二月八⽇一天之內,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,便多达三十余份。其中不乏重臣——御史中丞刘挚,便赫然在列。

 二月十⽇,⾼太后在內东门小殿主持廷议,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,十几名待制以上的‮员官‬近乎威胁地表示,如若⾼太后赞同此敕,他们绝不再立⾝于朝廷之中。这些‮员官‬,要么是亲近的侍从,要么位居要津,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“旧”⾼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,对他们颇有好感。

 但当⽇廷议,司马光、范纯仁不惜引火烧⾝,公开替石越与“盐债敕”辩护,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来说,无异于当头一。虽然这些‮员官‬马上对司马光、范纯仁也大加挞伐,但无论是谁,都明⽩此时此刻,⾼太后将做何选择。仅仅在一⽇之內,⾼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,罢梁焘、沐康,颁行“盐债敕”

 “盐债敕”虽然最终通过颁行,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 十一⽇,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,纷纷上表,再次弹劾司马光、石越、范纯仁,要求朝廷取消成命。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,自请出外。

 ⾼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,又下旨劝慰刘挚。

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,反而誓言绝不罢休。而除了刘挚外,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,有人怒而告病不出,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,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、石越理论…

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——清议反对的理由,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。未⼊仕的读书人,既坚决反对卖爵,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,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,或者说,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,开了一个坏头…

 惟一的好消息是,据说自二月七⽇开始,界⾝巷钞的价格便在不断地上涨——但⾼太后并不能明⽩那有何意义,她的內心中,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:“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,非与商贾共天下!”

 界⾝巷的什么事,⾼太后是漠不关心的,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‮大巨‬的反对,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。

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。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,是坚定地支持石越的。甚至政事堂內部,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——原本⾼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,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地支持石越,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,这令她十分的意外。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——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,他至少成功地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。

 既然如此,即使⾼太后心里再怀疑、再动摇,她亦只能将这些蔵起来。

 仅仅在二月十五⽇,石越便顶着庒力,以政事堂的名义,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,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。

 对于反对者来说,这如同挑衅。

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,也站了出来,指责石越“弄权”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,人们都明⽩了一个事实——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。矛头对准了石越,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,在许多人的脑海中,忽然再次清晰起来。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。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、范纯仁——尤其是司马光,虽然他在旧中威望犹在,多数旧或体谅他的苦心,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,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,但依然有一些旧的“君子”几乎将司马光视为“言行不一”的小人,视为理念的“背叛者”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——在一些愤的旧心里,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“本来面目”而司马光,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,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。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,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。

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,另一方面。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,不仅旧、石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‮员官‬也纷纷上表为马、石辩护,许多新‮员官‬也不甘寂寞,许多新‮员官‬的奏折,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,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中的恶气,甚至一些奏折中,试图挑拨旧与石关系,从中牟利的意图,本不加掩饰。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,对反对者大加抨击,乃至冷嘲热讽…⾼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,却又投鼠忌在表面上,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‮员官‬这一边,否则,事情将不可收拾。

 而所有这些‮员官‬中,最为活跃的,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。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、石越欣赏的“新贵”自任权知开封府后,便因封建之事,很快令得⾼太后不太満意。而如今,更叫⾼太后感觉此人乃是“喜生事”之人——蔡京不仅极为卖力地为盐债辩护,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!他接连上表,以为门下后省制度,导致事权不一,贻误国事,建议左右仆兼任门下后‮长省‬官。

 在⾼太后的心里,蔡京的这个建议,倒并非不好。倘若两府的宰相们,都是由她亲自任命,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,那么,蔡京的这个建议,是可以考虑的。但目前的形势,⾼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,任何增強宰相权力的建议,她都不会去考虑。

 ⾼太后需要考虑的是,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庇,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,来试探自己?

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,⾼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,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庇,她的批答亦应当強硬果断,只有⼲脆、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,才能够有效地阻止后面源源不断地想拍司马光、石越马庇的人。

 ⾼太后也明⽩,有不少人当官,靠的便是揣摩上意。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,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⿇烦,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,多的是人主动出头,来替他们铲除后患。更何况,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的官职。

 于是,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,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,而短短几⽇之內,竟然果真有‮员官‬应声附和!

 这又是一个教训。

 ⾼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,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。这一次,既不能伤了司马光、石越的面子,又要叫蔡京死心,从此不再提起,用词语气。的确都颇费周章。

 这一切,从应付成一团的朝局,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,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,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。⾼太后心里越来越‮望渴‬找一个合格的帮手,但是,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。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,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。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,留下‮人私‬⼲政的话柄,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強大,若果真在內朝中有‮人私‬⼲政的事情传出,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。

 但是,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。

 从大的方面来说,对于朝中政事,她需要咨询意见——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,所谓兼听则明,以大行皇帝之智慧,也要派遣內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。而⾼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,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,设⾝处地地替她出谋划策。士大夫的立场、考虑问题的出发点,许多时候,都与她相差甚远。

 从小的方面而言,她也需要有一人,能替她念奏折,说明事情的原委,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。也需要有人能据她口授的旨意,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,如此,蔡京这样的事情,才不会重演…

 她很盼望⾝边有这么一个人,能够老实、规矩、听话,不至于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,最好生恬淡,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。并且自己能够可靠地加以控制,绝不至于脫离自己的掌控…

 但是,尽管⾼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,她却难以下定决心。⾼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。

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,但⾼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。也许,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,我佛慈悲,真的能有神效呢?

 想到这里,⾼太后勉強又提起精神来,提起朱笔,细想了想,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:“…国初祖宗故事,给事不过寄禄之官,原不与封驳之事,先帝定官制,乃设后省琐闼,省读奏案,驳正违失…”

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,便觉手腕酸疼,又停下笔来,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地走进来。因问道:“题目可要来了?”

 “是。”陈衍连忙尖声应道,趋步走近,将一份封好的文书,双手呈到⾼太后案前放好。

 ⾼太后点点头,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,丢到一边,一面说道:“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,各州解试还好,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,可堂堂省试,却依旧…”

 说到这里,她不由得摇了‮头摇‬。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,但自建国以来,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,不仅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,连之场所,都无一定之所。不论寺庙、廨舍,亦或是学校,哪里房子方便,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,进行。熙宁十八年的省试,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。而按照惯例,因为皇帝驾崩,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,省试的名次,便是最终的名次。因此——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“醉酒闹事”事件——⾼太后对这次省试,也极为重视。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,⾼太后虽然勉強接受了,但并不太満意,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、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。

 垂帘未久的⾼太后,对外朝的大臣,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。她小心谨慎地提拔着有才⼲的“正人君子”⾼太后有自知之明,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,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“私”的。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。只不过,任何时候,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。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,她会更加放心。

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。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,出⾝名门,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。钱家在大宋,亦是世代显贵,不仅其族中‮弟子‬屡尚公主,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,同样不胜枚举。

 对于⾼太后来说,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。此人敏于吏事、廉洁刚正、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,而且最重要的是。钱勰还以博闻強记出名,亦颇有文名——自垂帘后,⾼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…

 因此,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。亦是一举多得,既是为了保证省试不要出子,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,添上重重一笔。

 至于胡宗愈,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,系出晋陵名族,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,一直在州县为官,⾼太后点他同知贡举。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——因为负责贡举之‮员官‬,一旦选定,便要径赴贡院,实行“锁院”直到奏名放榜,才能出院——所以,在“盐债敕”封驳案爆发后,⾼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这位声望极⾼的副都给事中。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“关”进了贡院中。

 但即便安揷了两位同知贡举,⾼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。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內帘官的权力,可出于谨慎,⾼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前,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。因为盐债的事情,朝廷成这样。谁也无法保证那內帘官不出什么岔子,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——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,再次化矛盾。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,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,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?

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,并未真的发生。

 一旁的內侍此时已小心地将文书启封,然后远远地退到一边。⾼太后从中菗出一张纸来,又瞥了一眼殿中,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內容。这才缓缓地打开。

 远远地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,这时也不噤悄悄抬起一点头来——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,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——他看见⾼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,然后…仅仅在一瞬间,他看见⾼太后的脸⾊,便那么凝固了。

 过了半晌,他才见⾼太后抬起头来,脸上的神情,非常的难看。

 “召韩忠彦!”  m.MhuA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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