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二、岂知驱车复同轨
等孙元起身体稍微好些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三个月的假期已经超出了将近十天。
按照惯例,假满没有及时销假报到者,轻者降级罚俸,重者革职开缺。尽管眼下孙元起对于担任清廷官员有些意兴阑珊,但一来怕老大人不高兴,二来湖北教育确实还有些让自己牵挂不下的东西,眼下又值
节在即,所以便急急忙忙准备往回赶。
当然,也不能一走了之。毕竟先前自己到日本的时候,内阁文部大臣牧野伸显、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滨尾新亲自到码头
接,田中馆爱橘、长冈半太郎也算是圈内人士,不好峻拒,只好答应在临走前到东京帝国大学做了一场演讲。
无论是牧野、滨尾,还是田中馆、长冈,闻言俱是大喜。在演讲开始的前两天,便专程又到旅馆拜会孙元起,询问相关事宜,包括演讲题目、演讲时长、演讲听众人数等等。看得出他们对此次讲学非常重视。
孙元起也是早已想好演讲的内容。
无论我们怎么痛恨、辱骂、贬低日本人,但必须要承认日本国民的平均智商、学习能力和拼命程度,在世界民族之林都绝对占据显赫的位置。所以,对他们必须要像猫教老虎一样…留一手!这也就决定本次演讲,孙元起不会涉及发展如火如荼的原子物理学和电子学。
一年前,孙元起先是在《经世大学学报》上发表了大爆炸宇宙理论;数个月前,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、英国皇家学会进行相关演讲,引得众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先后就此发表评论文章,那这个新鲜出炉的理论被炒得火热。此类谈空说炫的东西作为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的内容,无疑最为合适。甚至题目孙元起都已经拟好,就叫《大爆炸宇宙理论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》。
田中馆爱橘、长冈半太郎既惊且喜,喜的自然是孙元起要给日本学者讲述现今学界最新最火爆的理论。惊的是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新
、太前卫,日本现在还没有任何学者涉及这一领域。尽管东京帝国大学是目前日本水平最高的科研机构,但放在全世界来比较,那完全不够看。尤其是对这种最新的理论,关注度不够,接受力不强。如果不事先临时抱抱佛脚,演讲的时候真就变成对牛弹琴了!
惊喜之余,田中馆、长冈都一再请求孙元起尽快给出演讲提纲。孙元起倒是很好说话,随即拿出纸笔,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,递给了他们。
田中馆接过仔细看时,发现提纲却是用汉字写的,心中一动:“约翰逊教授,你这次演讲准备用什么语言?”
“汉语。”孙元起笃定地答道,尽管眼下三人交谈是用英语。
“…”田中馆张大了嘴巴。
幕府时代,汉语倒是日本人的首选外语。自明治维新后“
亚入欧”论调甚嚣尘上,汉语地位一落千丈,科学研究领域更是重灾区。如果说人文社科领域,还有一些读汉文、写汉诗老辈人对汉语抱有依恋之情;那么本身就属于舶来品的自然科学领域中,汉语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。即便现在有孙元起这种逆天级人物的强势崛起,暂时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。
“我们学生的外语一般都是英、法、德三种语言。准备到经世大学就读的学生倒是学的汉语,只是要做翻译,怕是不合格的。”长冈也是满脸苦涩。
在十九世纪之前,因为欧洲大陆是科学技术的发源地,科学论文的主要使用法语。随着英、美、德诸国科研实力的增强,渐渐演变为英语为主,德语、法语为辅的局面。到了二十一世纪,那完全是英语一家独大,甚至连写汉语言文学的论文,前面都要加个英文提要的狗尾巴。
“不是东方
倒西风,就是西风
倒东风!”孙元起对苦着脸的田中馆、长冈说道“这些年,欧风美雨侵袭东方,极大地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发展,甚至我们中、
两国的语言遭到极大冲击。在这个时候,作为‘同文同种’的我们,必须齐心协力,共同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
。民族语言纯洁
的一个很重要方面,就是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规范。”
客观地说,清末以来,
语对于汉语的影响非常巨大,尤其是表现在词汇上。网上曾有人写文章说,汉语中70%的词汇来自
语。毫无疑问,这种说法是片面的,也是错误的。但汉语中好多词汇确实来自
语,而且比例不低,这不容否认,客观估计是在30%左右。
仔细分析原因,主要是由于清末以来,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蜂拥而至,中国传统语言中并无对应的名字;而且当时书面语正处于典范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急遽转变的过程中,语言实践和翻译理论都不成
。最初的时候,中国文人是采用音译。比如“电话”根据英语单词telephone的读音,翻译成“德律风”;再比如“议会”则根据pa
liament的读音,翻译成“巴力门”至于鲁迅杂文中的“费厄泼赖”(fai
play)、“烟士披里纯”(inspi
ation)、“罗曼蒂克”(
omantic),就更为我们所
知了。
而恰好此时,日本在西方文明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,处于二传手的位置;
语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的发展,对于西方词汇的翻译已经达到得心应手的阶段。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又最多,他们自然而然地充当传播者的角色,将
语中的词汇带到汉语中来,其中就包括“科学”“技术”二词。
不过汉语作为至少存在四千年的悠久语言,自然有他过人之处。当现代汉语转型成功、翻译理论成
、可以直接向欧美源头取法之后,汉语词汇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进化。尤其在新中国闭关锁国的三十年(1949-1978)间,现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对舶来词的一次消化。很多外来词因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,被强制转化为民族语言。
改革开放之后,大陆新产生的汉语词汇更是走上了和日本、台湾乃至香港不同的道路,比如科技领域的信息(资讯)、打印(列印)、网络(网路)、上传(上载)…而片假名的大范围使用,也使得
语创造汉字词汇的能力急剧缩水,对汉语影响力
益萎缩,甚至有和汉语分道扬镳、背道而驰的趋势。
孙元起此时的想法,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逐渐规范中、
语言中的汉字科技词汇:“我在中国编译教材、出版学报,其中就有规范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意图。现在我在日本,用中文演讲,既是一次吃,也是一次示范。”
既然如此,田中馆和长冈只好回去想办法找称职的翻译了。
在演讲的当天,长冈先生又亲自到旅馆
接孙元起。等马车到了东大本乡总校区门口停下的时候,就看见滨尾新带着一班西装革履的中老年人在恭候。周围还有不少警察在戒备,想来是怕扔鸡蛋的事情再次发生吧。
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,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。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。明治维新初期,日本政府公布了《新学制令》,为向欧美学习打开门户。在1877年,根据文部省指示,将两所学校合并,定名为东京大学。不久后,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。
1886年,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,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,颁布了《帝国大学令》,东京大学改名为“帝国大学”从这个霸气名字,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这所大学的重视和关爱。“帝国大学”作为东大的校名,整整使用了十一年时间(1886。3—1897。3)。直到京都大学改名为“京都帝国大学”为了区别,才在“帝国大学”名称前面加上“东京”二字。
早在帝国大学时期,滨尾新就曾担任四年大学总长(1893。3—1897。3),现在是他第二次出任总长之职,所以对于东京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互相寒暄之后,他便充当讲解人,带着孙元起向校园里走去。
刚进校门不远,便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雄伟建筑,巨大飞檐架在一道红墙上,下面便是通往校园伸出的大门。滨尾新热情地介绍道:“孙君,这座赤门建于文政十年(1827),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前田齐泰
娶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女儿溶姬时所建造,作为加贺藩在江户上屋敷的御守殿门。在江户时代,藩王娶
建赤门是一种习俗,表示应纳新的家庭成员。这种赤门一旦受灾损毁,便不能重建,所以保存到现在非常难得!”
孙元起点点头,眼前这座赤门倒是不陌生,在后世它已经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,好比清华大学中写着“清华园”三个字的二校门一般。
在北京的时候,平
里往返京城和经世大学,会路过清华园,略略知道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皇家园林最初名叫畅
园,咸丰年间才把畅
园的东半部分改叫清华园。后世学子们景仰不已的牌楼,现在还没有建立。在历史上,它是始建于1909年。至于上面的“清华园”三个大字,则是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。
想到这里,孙元起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: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,前身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。眼下,各国的庚子赔款都被慈禧老
截留了,那清华学堂还建不建?如果不建,那作为导火索的自己,岂不是千古罪人?
此外,按照自己母校的校史记载,今年京5月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会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,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学堂。这也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。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出现,而导致出现差池呢?
说说讲讲间,孙元起一行人来到了会堂。
会堂前面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警察和学生会的干部正对入场的学生进行检查,颇有些后世坐飞机时“安检”的味道。一着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啊!
孙元起倒是有些不以为然:搜身纵然严苛,如果真要有心,恐怕也是防不胜防。想扔,大家脚上不是还穿着鞋么?不知道今天自己能不能享受到美国总统小树丛童靴的待遇!
结果日本警察非常给力,日本学生也非常规矩,整个演讲非常顺利,没有任何意外发生。
随后,孙元起便整顿行装,打道回府。亚瑟尔和孙元起一家三口同回北京,打算体验一回中国
节的热闹,至于托尼,不知是觉得自己惹祸给孙元起添了麻烦,还是在上海有家有室金屋藏娇,婉拒了孙元起的再三邀请,独自一人前往上海。
等轮船从东京港出海开始驶向中国,亚瑟尔才一本正经地找到孙元起,严肃地问道:“扬克,你叫我到中国来,到底做些什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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